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新任财长访华期间,人民币汇率已连续三天创历史新高。21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再创7.9264新高。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超过2.3%。
隔夜市场上,美元维持下跌势头,由市场人士预计今天中间价会继续创出新低,这将是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的七连阴,也将是连续第四个新低中间价。
但21日国际市场上美元走低却没有在人民币市场上反映出来,交易员表示,可能是人民币连续收盘创新高已经让央行满意,不需要更为激进的上涨。
此前的19日和20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分别突破7.94和7.93关口。21日,人民币汇率在前一天的7.9299基础上再升值35个基点。
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自美国财长保尔森周二开始其访华行程以来,人民币也已连续三天创出新高纪录。
8月份中国贸易顺差达到188亿美元,继续创历史新高。这一数据对人民币升值形成一定压力。而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访华,也是推高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之一。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表示,这显然可以部分缓解保尔森所面临的来自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压力。
近期国际上对民币汇率的看法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刚刚结束不久的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要求中国采取更大的汇率弹性,措词方面比4月份的“中国应采取更大的汇率弹性以允许人民币必要升值”的提法更为缓和。这与美国政府在人民币问题上的态度软化有关。
缓慢升值趋势未变
交易员表示,在人民币连续走高之后,市场目前也存在着回调的要求。虽然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会改变,但保持上下、双向波动的可能性也存在,体现出弹性增强的特征。市场人士坚持认为人民币缓慢升值的趋势未变,预计未来1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进一步幅度为2.5%-3%(7.70左右水平)。
同时我国央行将在完善人民币外汇市场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放宽人民币波动幅度。更大汇率弹性条件下人民币的缓慢升值,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有利于推进商业银行改革和有效外汇市场建设;有利于缓解“双顺差”,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有利于吸收流动性过剩并增强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有利于缓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并为我国改革开放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大幅升值缺乏经济因素支持
市场人士分析即使仅从经济因素分析,也不支持人民币在未来(1年内)大幅升值的观点。
首先,我国50%以上的贸易为加工贸易,加上劳动力成本低这一天然的比较优势,汇率升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作用有限。
其次,尽管难以找到数据支持,但近年来投机资金以进出口贸易和FDI作为掩护进入我国对赌人民币升值,考虑这一因素后,“双顺差”的程度可能被高估。
第三,“双顺差”产生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仅仅依靠汇率调整,无法从根本上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一方面,由于与改革和发展相适应的社保体系、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还远不健全,在预防性储蓄动机作用下,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阶段呈现出储蓄率偏高,居民消费意愿不强的特点,在国际收支恒等式中自然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尚未完成,银行、企业和个人应对利率和汇率风险的能力有限,为避免国际资本冲击的负面影响,我国资本项目仍存在相当严格的外汇管制。因此,与经常项目顺差相对应的我国对外债权增加,或资本流出主要转移到外汇储备项下,导致外汇储备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对应的主要是看好中国经济的长期资本流入(如FDI)和对赌人民币升值的短期资本。在渐进式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实现之前,资本项目持续顺差的局面也不会有根本性变化。
第四,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可能发生变化。一方面,截至今年6月,我国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折合约4万亿美元。随着加入WTO后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即使只有5%的人民币存款选择配置到海外,人民币当前面临升值压力有可能发生逆转。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受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和消费增速下降等影响逐步放缓,尽管目前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前景仍较为乐观,但一旦全球经济从2007年起受美国经济拖累减速,我国贸易顺差可能减少,从而增加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不确定性。
自由兑换没有时间表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1日称,我国将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在发展中逐步有序扩大市场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不过他也提出,目前各国在金融市场准入方面都有进一步改进的需要和空间。对于扩大汇率浮动区间一事,他称没有时间表,这取决于市场情况。
在出席中国人民银行与法兰西央行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法金融论坛时,周小川说,中国在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并提出逐步解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最终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周小川强调,要坚定不移的继续推进金融业改革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外资机构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而在近期结束的世行及IM F联合年会论坛上,周小川曾明确表示,中国的汇改政策十分清楚,即“逐渐移向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结构不合理、环境和就业压力大等问题,因此,中国将继续采取“综合措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就意味着我国不会简单依靠单纯的汇率调整去解决结构性的“双顺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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